关于“4 + 4”这件事，有网友说它像察举制，颇有讽刺历史倒车的意味。但其实这么骂协和，不仅骂得太轻、太浮于表面，而且骂错了方向。

　　从近代到当代，很多教育模式都是美国先推行的，自清朝起，我国后面的教育体系就在向欧美学习。就像我，申请过新南威尔士大学（UNSW）的硕士以及加州伯克利的博士，因为缺少人脉帮衬，所以没申请成功。“4 + 4”这套模式，国内确实是向国外学的。不过，我讲这些可不是为协和开脱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协和在落地环节出现了严重错误，甚至可以说执行权发生了偏差。

　　这种偏差体现在诸多细节上，并非只是“松进松出”。以欧美的“4 + 4”为例，很多名校的“4 + 4”机会，基本是为有权有势的犹太家族设定的。在他们那，快乐教育针对平民，精英教育才是特权阶层的专属。

　　就算能借到钱上学，后续助学贷款的利息他们也还不起。所以普通家庭的孩子根本不在乎谁去读“4 + 4”。并且，美国的入学要求是本科专业与医学较为接近，比如绝大多数参与“4 + 4”的学生，之前学的是生物科学、生命科学这类专业，学经济学这种毫不相关专业的学生占比不到5%。这样一来，很多美国普通老百姓就被劝退了，也就没人在意到底谁在上“4 + 4”。

　　而协和在推行“4 + 4”时，没学到精华，全学了糟粕。最后入学的不少是有特殊关系的人，而且存在诸多问题：

　　要是把这四个条件的标准都提高，大家可能就没什么意见了。比如说，要是一年学费高达300万，那其他学医学“5 + 3 + 3”模式的学生就会觉得自己至少给家里省钱了。

　　所以，问题核心就出在这四个执行点上。有人说察举制不行，但推荐制度在当代硕博教育里是常用且效果不错的制度，关键是资格审核必须要特别严格才行。我觉得有必要把前面这些逻辑问题讲清楚，不能粗心地规避最该讨论的执行层面细节，却只关注表面形式，还关注错了。我说清楚了吗？